詹石窗：先师卿希泰教授的学术贡献

内容提要

先师卿希泰教授，系当代道教学泰斗。他一生发奋努力，著书立说，“笔成道德文章，乃成巨著煌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中国道教思想史”与“中国道教史”的学科体系。他继承传统，厚积薄发；深入探索，勇于创新，引领道教研究的学术前沿；立足当代，高屋建瓴，推动我国道教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他的学术成就，成为我国当代道教研究的丰碑。在纪念卿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重温他老人家的遗著，肃然起敬。先师的学术之路，是一代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缩影；先师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将鼓舞我们开创道教文化研究新局面。

卿希泰先生

著名道教研究学者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1927.12.24—2017.02.17

注：此图转自微信公众号“道教学术翻译与研究”，特此致谢。

先师卿希泰教授的学术贡献

作者 | 詹石窗

卿希泰教授开门弟子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2017年2月17日，令人深切怀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先师卿希泰教授离开了我们。转眼之间，一年过去了，翻开往日照片，阅读先师遗著，其音容笑貌又浮现于眼前。

先师九秩，笔耕不辍。其编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道教文化新探》《刍荛集》《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中国道教思想史》等20余种。此外，还在报刊杂志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查“中国知网”可以看到，先师关于道教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早见于70年代末。自1979年以来至临终，几乎每年都有该研究领域的文章发表。其中发表最多的年份是1983年，共有15篇；其次是1998年，共有7篇。先师兢兢业业，发奋努力，直到2016年病重之际，依然为博士研究生授课。其坚忍不拔的精神实在令我等后辈敬佩不已。

2018年元月，被誉为国学研究最高奖的“汤用彤学术奖”颁给我国两位老前辈，其中一位就是先师卿希泰教授。颁奖词是这样写的：“近代以还，西学东渐，异风魁横，泱泱中华，气委体败。举国皆欲革二千年祖宗之道统，求西学而斥国学。故四维不张，文卑质丧。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天下争稗草于熙攘，弃兰芝于道旁。道家之学，虽发轫于吾国，却成风于西方。及公为之，肆力学问，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吾国之学，绝而复新，是以君子有所恃而无恐。圣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立德者稀，立言者贵。故圣人被褐怀玉，著书立说。公胸怀良知璞玉，心忧根柢国脉，笔成道德文章，乃成巨著煌煌。是使树德不孤，斯文犹在。先生之风，等高山斯仰，共江海无逝。”这篇颁奖词从时代大背景入手，评述先师卿希泰教授道德文章之可贵，读之不禁心潮澎湃。值此先师周年之祭，重温遗著，感慨万千，乃作此文，以表纪念。

一、立足传统，厚积薄发

先师能够在道教文化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绝非偶然。记得1983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师从卿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时，老人家曾经谈起自己早年之学习经历。从其谈话中，我了解到先师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与射洪县交界一个偏僻乡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地方圆一二十里却无一所小学。此等环境，致使先师无法像城里人的孩子那样接受现代教育。然而庆幸的是，先师家里有一位懂得旧学的父亲。自四岁起，先师开始上私塾，启蒙老师就是父亲。在父亲引导下，先师从《三字经》读起。读完《三字经》，接着就读《史鉴节要》《文昌孝经》，这样的识字课本四字一句，琅琅上口，容易诵读，故而在先师脑海里留下深刻记忆。再后来，先师读《声律启蒙》《孝经》和“四书”“五经”等。先师说，每天清早、上午和晚上读的是“生书”（新的文章）,下午先要“温书”（复习）,然后是听讲、习字、联句、作对联等等。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开学，读到农忙时便停学放假，和大人们一起参加一些田间劳动。到1939年冬天，“五经”快读完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于是中断了旧学教育。这段时间凡有7年，从现代教育眼光看似乎太刻板，但从传统文化学习角度看却是非常难得。正因为先师自小接受了传统的经典教育，练就了“童子功”，所以在后来开展研究时对于经典的引述能够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1940年春天，先师在其家兄护送下，到射洪县太乙乡上小学。由于原先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先师接受的新式教育是跳跃式的，他直接从五年级读起。读了一年就考上了射洪县太和镇初级中学。对于中学阶段的学习体验，先师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发表的《我为何走上道教文化研究之路》一文中有比较具体的陈述。在这篇文章中，先师回忆了著名学者庞石帚先生开讲“国文”以及“中国文学史”等课程的情形。当时用的“国文”课本是《经史百家杂钞》，庞石帚先生指导学生作文时偏爱文言文，这给予先师很深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先师写作都用文言文，其习作《儒以诗礼发冢论》等，受到庞先生好评，足见先师那时对文言文技巧的掌握已经有了扎实的训练。除此之外，先师对中国史也非常感兴趣。先师说到，当时讲授中国史课程的罗孟祯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具有雄辩口才，讲起课来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学阶段，先师在史学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熏陶。

或许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先师一直很重视文化传承。1983年秋天，我刚考入四川大学攻读硕士生时，先师即递给一份亲笔手抄的读书目录。其中，除了道家的基本典籍《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黄帝阴符经》等之外，还包括《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五行志”“释老志”等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厚厚的有30多页。在近现代道教研究的学者论著方面，先师特别言及要读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抱朴子内篇校释》《周易参同契考证》、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许地山的《道教史》、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以及汤用彤关于《太平经》出世年代考证的文章。这些论著都是先师早已读过且颇为熟悉的，他要我读这些书，正是学问入门的经验之谈。

先师特别重视本校的学脉延续。他说，四川大学老一代学者中，刘鉴泉、蒙文通都对道家与道教文化颇有研究。刘鉴泉的《推十书》中有不少文章论及道家与道教，而其《道教征略》更是上一世纪我国道教研究代表作之一。至于蒙文通先生的论著，诸如《晚周道僊分三派考》《略论黄老学》《杨朱学派考》《道教史琐谈》《<老子>征文》《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佚文》《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校理陈景元<老子注>》等有关道家与道教的文献校正或考据性专论，先师更是多次介绍。在整理《蒙文通文集》时，先师还把其中的《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让我负责点校。很显然，先师正是沿着老一代学者的研究路向而加以拓展，所以能够学有本源，发前人之所未发。

二、筚路蓝缕，开创学科

在学术研究领域，先师有很多贡献。其中，最受学界肯定的乃是中国道教思想史研究。1980年，先师所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我就读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是本科二年级学生。系里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何乃川先生开了《道教概说》课程。何先生一开始就罗列了一堆书目。在言及新出论著时首先介绍了卿先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他说新华书店正在出售，有兴趣可以读读。一下课，我就到书店去。一看，果然此书摆在架上，大32开本，黄色书皮闪闪发亮。由于此前对道教文化已经有一些了解，看到这本书当然很喜爱，所以就买了。看了这本书，不仅心地清爽，一扫此前的急躁情绪，而且增进了阅读道教书籍的兴趣。1983年，我准备考研究生，最初只是从生计考虑，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主攻科目，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陈征教授的《资本论解说》五卷本啃了三遍。可是在报名的时候翻阅各地招生简章，发现四川大学的招生目录里有“宗教学专业•道教思想史”方向，即刻眼睛一亮，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曙光照进了窗户。因此，我最终填报志愿时选择的就是“道教思想史”。由此可以想见，卿先生及其《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在我心目中所具有的特别感召力。

我考进川大以后，先师正聚精会神写作《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到了1984年下半年，书稿终于杀青付排。1985年上半年，记得当时已经穿了短袖衣服，大概是5月份，先师把出版社排版了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清样本交给我，同时布置了任务：一是把书稿通读，看看哪里有措辞不当之处，标识出来；二是校对引文。接到这个任务，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清样稿读了一遍，发现其分章比第一卷少，而篇幅却比第一卷多。第一卷第一章是引论，接着分三章，分别论述道教的起源和民间道教的兴起、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政策以及民间道教如何演变、汉魏两晋的道派以及道教与儒释之关系。第二卷只有三章，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与第一卷相贯通，分别论述隋唐五代北宋时期道教的兴盛和发展及其与封建政治的关系、道教学者在唐宋时期的相继出现和道教理论的发展、隋唐五代北宋时期道教与儒释的关系。第一卷为346页，17.7万字，而第二卷则有517页，26.2万字。由于是两卷贯通的，第二卷的编码从347页开始至863页。拉通起来看之后，感觉先师非常注重梳理道教思想发展脉络。其历史分期与中国通史或中国思想通史的大多论著有明显差别，这就是以道教派别兴衰和思想发展变迁为内在依据来划分，将南北宋分开，紧紧抓住了道教自身思想发展的本质特征。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迪，由此也领悟了先师做学问是善于抓住大方向的。

了解了整体脉络之后，我开始核对引文。按照卿先生的要求，必须将每一条引文都找到原书出处，仔细核查，发现有排版错误，清晰地予以标识。在查找原书时，我遇上一个问题，这就是引文出处的版本判断。按照当时学术界的习惯，凡是当代论著的引文，需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社、页码、出版年份，这是比较好办的；但如果是未点校出版的古籍，只需注明书名、卷数、篇名即可。先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二卷的引文，除了遵循学术界共同的规范之外，还有自己的体例，这就是通行古籍的引文一般都省略了作者名，只注明书名、卷数与篇名，例如《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再如《黄帝内经•素问》卷一《上古天真论篇第一》，未详其具体版本，这就有一些麻烦。比如《黄帝内经•素问》，既有《四库全书》本，也有《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正统道藏》本、《道藏举要》本、《医统正脉全书》本等十余种版本。如何选择？这是丝毫不能马虎的。为此，我在核对了一部分引文之后，即到卿先生家中请教。卿先生说：凡《二十四史》，皆以中华书局新点校本为准；凡未点校出版的古籍之核对，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刊刻年代较早，二是校勘品质优良之善本，这可以通过《中国图书综录》进行查找，少走弯路。卿先生之言令我顿开茅塞，深感引文校对大有学问，掌握文献学、版本学不仅是基本功，而且也是开辟新领域、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基本要求。

1994年9月，我在硕士毕业八年之后再度入蜀，继续跟随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之后，我感觉卿先生特别忙，手头有许多课题要做。其中之一，就是续写《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按照原先的计划，卿先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是要从东汉一直写到民国时期。根据写作进度，先将已经完成的第一、二卷出版；后来因为承担了“六五——八五”规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道教史》的主编工作，况且有繁重的行政与教学事务，《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南宋之后的部分好长时间未能提上工作日程。我读博士生时，卿先生已经写出南宋之后的初稿。在“导师召见”1这门特殊课程中，卿先生侃侃而谈，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书名问题。他指出：南宋后这个部分不标明为“第三卷”，而是叫做《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之所以用一个“续”字，是因为这样既体现了本书与此前的第一、二卷的关联，是整个道教思想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表明这个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卿先生解释说：南宋到明代中叶，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发展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中华各民族相互交融的趋势更加明显，封建官僚制度既走向完善但也出现衰败迹象；二是在思想上儒释道三教关系由早期以斗争、对抗为主而转向以融合为主；三是新道派的兴起，造成了道教思想内容也相应地出现重大变革。特定的思想内容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各种历史现象彼此关联的综合反映，必须围绕这样的总趋势来谋篇布局。从这种论述中，我深深体会到卿先生是善于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

卿先生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1980）、第二卷（1985）以及《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1999）构成了中国道教思想史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史料虽然也借鉴了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其整体架构却具有开拓性，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因为是一种拓荒工作，其艰辛历程不言而喻。正因为有开创之功，《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获四川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84），第二卷获四川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86），全书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髙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而《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也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赞赏与好评。后来由卿先生担任主编、由我担任副主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本正是在“史纲”基础上的扩展和体系之完善，四卷本虽然篇幅大为增加，其年代更是延续到了民国，但如果没有“史纲”奠定的基础，后来的深入与拓展就相当艰难。故而《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三、文力工程，体大思精

卿先生在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将“中国道教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使之具有完整体系和丰富内容。

“中国道教史”与“中国道教思想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二者都是中国道教文化史的主要专题，是研究道教文化形成、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大脉络，彼此是相互交错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各自独立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的探索研究侧重于道教经典的思想内涵以及历代道教学者对生命、社会、自然和精神的认知，而中国道教史则侧重于论述道教形成、发展的整体面貌，揭示其内在规律以及复杂的各种关系。两者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把撰写《中国道教史》列为重点项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予以立项。与近年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程序不同，《中国道教史》是先列入“六五规划”，再找承担人。鉴于卿先生的名望，这项工作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可谓任重而道远。该项目计划撰写四卷，自1984年立项之后，陆续完成出版，到1996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修订本，前后历时12年。

记得1984年，卿先生从北京回到成都后，很高兴地在课堂上讲述了立项的情况。他转述当时宗教学学科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的话说：道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其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在海外汉学界中，道教研究已经是热门学问，但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的道教研究长期以来成为禁区，现在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国家把《中国道教史》列入“六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就是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卿先生深感责任重大和工作的艰巨，于是发动了全所骨干教师，一起努力拼搏。尤其感到荣幸的是，卿先生还让我与同学李刚都进入写作组，参与查找资料、撰写部分初稿。卿先生有一个想法：研究生培养应该与科学研究工作紧密配合起来，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课题研究完成了，学生也成才了。正因为老先生这样考虑，我们这些学生也就有机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道教史”这个名称，傅勤家先生在1933年即提出，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勤家先生的《道教史概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这两部书，算是我国道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收入“万有文库”，全书分为十七章。第一章陈述“道”之名称及涵义，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考察古代之巫祝史、老庄列之学说、秦汉之方士、汉书艺文志；从第六章开始才论述道教之形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分别考察：天师道之盛行及其变动、道佛二教之相排、道教之隆盛、道教之修养、唐宋之崇奉、道藏之出现、南北之分宗、元代之焚经、明清之道教、现行之道藏，最后一章为结论。1937年，傅勤家又有《中国道教史》一书出版，但翻书对照可知，此书篇章结构及内容，实际上与《道教史概论》完全相同，只是換了个书名而已。至于许地山的《道教史》，于绪说之后分为七章，其内容包括：道底意义、道家思想底建立者老子、老子以后底道家、道家最初底派别、秦汉底道家、神仙底信仰与追求。末有附录：道家思想与道教。从这个篇章结构安排看，许地山的《道教史》仅写到汉代的道家与神仙方士的情况，并未正式接触东汉以来的制度道教。严格说来，许地山这部《道教史》只能算是道教前史，相当于道教思想渊源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就总体而论，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与许地山的《道教史》，虽然已经搭起了道教史的粗线条框架，展示了一些走向，但相当简略，资料也不丰富，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

面对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卿先生在接受了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道教史》的写作任务之后，首先是确定历史分期，草拟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写作大纲，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分为十四章。第一卷由导言与四章构成。导言首先阐述道教发展史的分期、说明研究道教史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指导和实事求是态度。接下来四章，考察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早期道教经书的出现和民间道教的兴起、道教在魏晋时期的分化和发展、道教在南北朝的改造和充实。第二卷包括第五、六、七章，论述道教在隋至盛唐时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道教在安史之乱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的曲折前进、道教在北宋的复兴和发展。第三卷包括第八、九、十章，论述道教在金与南宋的发展、改革及道派分化、道教在元代的兴盛与道派的合流、道教在明中叶以前的发展和贵盛。第四卷包括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论述道教在明后期至清嘉道间的衰微、道教在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时期的进一步衰落及其在民间的日趋活跃、道教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新生及其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和发展、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卷末有《大事记》《神仙人名索引》《名词术语索引》《引书索引》。如此之架构，无疑是相当恢宏的，展示了开阔的视野与丰富内涵。

卿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先是分卷出版。各卷出版时间的顺序是：1988年4月、1992年7月、1993年10月、1995年12月。分卷出版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的修订，于1996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联通本，四卷本统一分章而各自独立编码。该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著名学者萧萐父与唐明邦合撰题为《中国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书评，指出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撰写的第一部中国道教史，填补了道教学术研究的一大空白。该书揭示了道教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全面总结和分析了道教的基本特点，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道教史的学科体系。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因此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中国道教史》先后获得全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1989，第一卷）、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优秀图书一等奖（1989，第一卷）、四川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6）、第三届国家图书奖（1997）、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9），可谓实至名归。

四、深入探索，引领前沿

除了开创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道教史的学科体系之外，卿先生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还对道教文化研究中一些疑难问题、有争议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最主要的有如下方面：

其一，关于道教发源地问题

制度化的道教发源地在哪里？这首先牵涉到道教起源何时的认识。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道教肇始于黄老，其源头应该追溯到黄帝、老子时期；另一种观点是：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当时兴起两个道派，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卿先生同意道教形成于东汉末的说法。但是，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太平道由张角于汉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创立；五斗米道由张道陵于汉顺帝（126-144年间在位）时创立。由于五斗米道创立的时间比太平道创立的时间早几十年，五斗米道的创立便成为整个道教形成的首要标志，这一点中国道教协会所编纂的《道教大辞典》是认同的，而学界一般也采用这样的说法。然而，张道陵到底于何处创教，这也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张道陵创教地点是在江西省的龙虎山，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四川省的鹤鸣山。为此，卿先生专门写了《有关道教发源于四川的几个问题》，该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里，卿先生首先将问题摆出来；接着从道派名称的涵义解读入手，继而阐述张道陵其人的生平事迹，重点稽考创教地点，分析五斗米道为何发生于四川的原因。关于“五斗米道”的名称，卿先生征引了《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五条史料，发现其措辞或用“世谓”“世谓之”，或用“世号”等，皆是转述语气。根据这种情况，卿先生认为“五斗米道”是教外的“俗称”，并非是张道陵所创教派自己的称呼。教派内一般称作“正一道”“天师道”“正一盟威之道”。由其名称的确定，再到创教地点的考察，这就顺理成章了。在解决了教派名称问题之后，卿先生花了相当多的笔力，重点考据史书上记载的“鹤鸣山”，先后征引了《华阳国志》《神仙传》《上元宝经》《犹龙传》等十余种史料，确认鹤鸣山在四川省大邑县境内，而不在剑阁县。其分析思路先是抓住大区域，再从大区域到小区域，最终得以落实，其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无懈可击，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大难题。后来，卿先生又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与第6期连续发表了《道教在巴蜀初探》上、下篇，从文化背景、风土习俗、思想渊源的深度与广度上阐发五斗米道发源于四川的深刻原因。在文章里，卿先生从四川大学前辈学者、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关于《山海经》是在“巴蜀地域流传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的论说入手，分析《山海经》神仙思想与五斗米道的关系，阐述了“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两次政治实践的根据地”的情况，将“道教发源于四川”的看法进一步深化，这让我们看到了卿先生治学的渊深文化传统，也显示了考察历史、回归本原的路径。

其二，关于道教经典的思想内涵理解问题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典文献。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都著录了早期流行的大量道经。唐宋以来汇聚经书，逐渐形成了《道藏》编纂系统。从《道藏》的目录看，道教经书可谓浩如烟海，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农事、兵法、医药、养生、政治、民俗、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解读和诠释道教经典文献，这是道教思想史、道教发展史、道教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种种原因，道教经典文献存在时代不明、作者真假难辨等问题。对于其思想内涵，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予以审视，将会得出不同的理解与判断。

在编纂中国道教史过程中，卿先生及时了解学术界对道教经典研究的动态和疑问，有针对性地撰写论文，回答一些学者的疑惑或误解。例如关于汉代道书《太平经》的政治立场等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许多不同的认识。

1980年，卿先生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一文，认为该书的思想内涵相当复杂，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但无论如何，该书作为早期道书，却也在一些方面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些利益和愿望是通过虚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那个时代是实现不了的，因此卿先生借用列宁的话，称之为“乌托邦思想”。具体而言，那时的“乌托邦”思想主要包括：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和气”所产生，是属于公共的东西，应该属于社会公有，大家共同享受，不应该为少数人所独占、为少数人据为私有；主张人人都要劳动，要“各自衣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强成人物”；主张“劳动致富”，认为各人只要努力辛勤劳动，根据自己的劳动所得，能够聚积财富，这样既可以“家遂富而无不有”，使自己“举家共利”，又能“周穷救急”，作为天地公共仓库的补充；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这种助人的范围，除了有财物的人应当“周穷救急”以外，还认为有道德者应当以道德教人，否则也是犯了“不可除”的弥天大罪，也要受到天地的惩罚；强调实行人人平等而又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甚至幻想有一个神仙世界，以为在这个神仙世界里，“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卿先生这些描述都是从《太平经》揭示出来的。

卿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刘琳先生于《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发表了《论<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提出商榷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太平经》是否存在反映农民利益的“乌托邦”思想。对此，刘琳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在刘琳文章发表一年多之后，卿先生于1982年在该刊第5期上发表了《<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作出回答。在这篇文章里，卿先生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而是从立论前提出发，进行诠释。立论前提是什么？卿先生提出：《太平经》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思想究竟是是庞杂的，还是单纯的？或者说，是否单纯只有代表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思想呢，还是既有代表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思想，也有些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思想？“从刘文来看，似乎是赞同前者，而我是主张后者的，这就是根本分歧的所在，其他的不同看法，便是由此而产生的。”2 卿先生基于《太平经》思想的复杂性前提，一步步进行分析。首先从《太平经》产生的时代与作者入手，指出该书各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而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作者撰写的。既然作者不同，《太平经》各篇是后来汇合在一起的，这就很难保证其思想内容的统一性，更无法维持其纯一性。在说清楚了这样的基本情况之后，卿先生接着用《后汉书》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来概括《太平经》的思想状态。《后汉书》这一句话特别重要，一方面指出了《太平经》的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另一方面又表明其“多”与“杂”的特点。既然是庞杂，就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如何具体分析呢？卿先生就刘琳提出的“全书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一些话为例进行解读。其中包括刘琳列举的“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也包括“夫人各自衣食其力”以及“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等诸多言辞。卿先生从文言文句法规律、词语的时代意涵入手，揭示其意义和内涵。最终概括指出：“如果忽视《太平经》乃是一部宗教经典，把它看成是一部政治教科书，甚至把它说成是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是不恰当的。但是，在《太平经》中，确有一部份言论是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太平经》中比较有价值的合理的思想，尽管它在整个《太平经》中所占的份量不是很大，但如果对它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地抹杀它，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3 这个论断是在对《太平经》整体把握前提下对具体言辞进行解读之后形成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卿先生论说的基本方法：辩证地、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由于卿先生掌握了这种方法论，解读古代道教经典时实事求是，而不是先入为主，这是很值得我们后辈深思和学习的。

其三，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道教派别与道教人物的评估问题

一部道教史既是先民们关注生命问题、体验生命旅程的历史，也是探索修身养性法门、领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天地的对应关系之历史。而这一切的活动主体是道教派别与道教人物。因此，研究道教派别与道教人物，就成为整个道教文化史、道教思想史不可或缺的工作。在这方面，卿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分科主编的机缘，卿先生就撰写了楼观派的概要介绍文章以及王远知、吴筠、吕洞宾、杜光庭、张紫阳、陈景元、张留孙的人物述评简介文章。此后，随着道教史研究的深入，卿先生陆续发表了《天心正法派初探》《道教神霄派初探》《全真道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革新派》《武当清微派与武当全真道的问题》以及《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宋高宗与道教》《宋孝宗与道教》《李道纯老学浅析》《杜道坚的生平及其思想》《关于杜道坚以皇道帝德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初探》《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论》等系列文章。这些论文大部分是卿先生独立署名的，也有少部分是与学生合写的。

正如分析道教经典一样，卿先生主张道教派别与道教人物也应该回归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与分析。他认为，由于地缘和社会需求的推动，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道派。在东汉后期，有正一盟威之道、太平清领道、金丹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灵宝派、上清派、楼观派。宋元以来，则有清微派、神霄派、混元派、净明忠孝道、金丹派南宗、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等。不同时期的道派之所以都在道教旗号下组织或连通起来，是因为它们有一致的信仰；但是，由于地缘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原因，不同道派往往又有自己的修道理念与方法。因此，应该看到这种具体的关联性。例如他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发表的《全真道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革新派》一文，从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的局面、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的情况入手，进而纵向追溯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历史，而后阐述其“三教合一”倡导以及对长生成仙根本观念的重大革新，这就是使得全真道立教主旨呈现出内在的思想逻辑，而其革新的原因与特质也在思想进路中昭示出来，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道派诞生、发展的社会驱动力与思想大趋势。

再说，道派组织是靠人来建立和开展活动的。故而，研究道派组织，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人的思想与行动上来。道派组织中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成分，无论从出身、文化素养来看，还是从职位、才能方面看，道派组织中的人都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不过，他们既然由于信仰而汇聚在一起，彼此就有共同需要。这种需要促使他们因应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从而形成观念，并且采取行动。尽管每一个信仰者的行为都体现了某种观念，或者说受到某种观念的推动，但作为集体意识的那些观念又是通过一定的代表人物提出或者总结的。因此，应该抓住那些在道派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提出具有建设性思想的代表人物来探讨分析。卿先生先后发表的《司马承祯的生平及其修道思想》《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论》等文都体现了这种思路，为道教人物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

卿先生的道教研究不仅具有历史眼光、辩证思想立场，而且能够立足当代，注重发掘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他先后发表了《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弘扬具有时代精神的道教文化》《道教文化与世界和平》《道教与我国当前伦理道德的建设问题——论道教研究的现实意义》《试论道教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在世纪之交展望道教文化的未来》《道教文化未来发展的思考》《在庆祝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从不同侧面梳理道教思想主张、修道法门的现代意义。而《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这部论文集更是集中体现了卿先生对道教文化的历史影响与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的关切。

卿先生在《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发表的《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在21世纪中，“世界经济将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往来必将日益频繁。在文化发展方面，也将走向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对话和相互交流的局面，虽然彼此之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会存在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取和相互补充。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这一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的道教文化，也必然会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关注，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其中的许多合理思想，可以作为西方文化的借鉴，并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价值。”卿先生从经济全球化、国际交流角度看道教文化价值，体现了高屋建瓴的开阔视野。

根据长年的研究和整体把握，卿先生对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概括。他认为：在人生价值观方面，道教主张尊道贵德，唯道是求。为了求道，必须保持恬淡无欲、归真返朴的思想，不为个人名利等外物所累，不为自己的私欲而心神不安，始终保持一种“知足常乐”的高尚情操。如果人人都信守道教文化所倡导的人生准则，整个社会风气就将大大好转，人们的思想素质也会大大提高，并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更好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体现人的真实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人际关系方面，道教文化主张济世度人，强调在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主张人人平等。如果人人都按照道教文化这些思想办事，就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也可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和平共处，整个世界自然也会得到安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道教从“天人合一”思想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主张人应当爱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顺应大自然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这对于当今社会的生存环境保护无疑也是颇有益处的。卿先生以人生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再延伸到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层层递进，体现了多角度、多层面认知道教文化价值的探索精神。

卿先生特别重视道教生态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借鉴价值。2002年，卿先生在《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他指出：“天人合一”是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出发点，“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不可违”是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相生相养”和“济世度人”是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社会生活准则，“返璞归真”“知足常乐”是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人生宗旨。这些提法体现了卿先生对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入思考与精准总结，对于当代世界人类的整体生存而言无疑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对于未来的道教研究，卿先生也作了前瞻性思考。1988年，他在《宗教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十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十周年》；1998年，他又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第2期发表了《20年来道教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论多卷本<中国道教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这两篇文章的特点都是先回顾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继而提出新的研究路向与值得开拓的领域。前一篇文章，从八个方面对道教研究的学术成果予以总结，于最后侧重说明：今天研究道家和道教思想同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要进行历史主义分析，认清道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防止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更要站在当代科学文化高度，看清道家思想方法对古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局限性，以便用现代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思想方法，促使我国科学文化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前进。后一篇文章则通过对比，结合《中国道教史》撰写过程的情况，以有力的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学术研究获得大好时机、逐步迈上新的台阶。接着指出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现在仍处在起步阶段，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探讨的方面很多，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还需要全国更多的学者来共同耕耘，特别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勤勉不息，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向纵深发展。卿先生着重谈了交叉学科研究问题，指出已经起步的道教哲学、道教文学、道教伦理、道教养生、道教音乐、道教艺术、道教美学、道教语言、道教考古、道教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争取能有一些更系统更高水平的成果出来。与此同时，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儒释、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开展，并争取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此外，他还说到地方道教史研究、道派史研究、道教典籍研究、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道教研究的优秀成果等。20年前，老先生提出的这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心。从1998年到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与卿先生的展望非常吻合，更加证明了卿先生具有敏锐的学术目光和前瞻意识。

当今，国家把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道教文化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在纪念卿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重温他老人家的遗著，肃然起敬。先师的学术之路，是一代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缩影。先师孜孜不倦的精神将鼓舞我们再接再厉，开创道教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1. 按：“导师召见”，即指导教师不定期召见学生了解学习情况。通过对话，指导教师为学生释疑解惑。这是师生商量的特殊课程，而未进入学校培养处的选课系统。

 2. 卿希泰：《<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第101页。

3.  卿希泰：《<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第1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卿希泰主编、詹石窗副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卿希泰：《我为何走上道教文化研究之路》，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

6．史冲：《拓荒者的脚印》，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7．唐大潮：《纪念吾师卿希泰先生——〈中国道教思想史纲〉述评》，载于《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8．陈进国：《道教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读卿希泰教授〈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9．刘国梁：《道教研究的可喜收获——读〈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

10．萧萐父、唐明邦：《中国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评卿希泰教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一卷》，载于《宗教学研究》1989年第1期。

（本文作者詹石窗，系卿希泰教授的开门弟子，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老子研究院院长）

       任何经营性媒体（报刊、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连结、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获权转载者需注明出处。否则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欢迎各位分享信息及给予建议，邮箱[e-mail]

        欢迎访问寰球正道网 www.globaldaoism.com

长

按

关

注

欢迎关注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